作为当前管理学领域的热门课题之一，“中国管理”在国际上受关注的程度与日俱增。近些年来，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相关学术文章迅速增加。例如有国外学者统计了业内重要期刊《国际商务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发现1970年~1993年之间，与中国相关的管理学文章总共只有11篇，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1995年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作者发表的文章已经占该期刊文章总数的10%左右。然而，许多学者指出，目前针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将西方已有的理论在中国进行验证，而较少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不再满足于生产产品、占领市场，而是迫切希望提升自身的管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家杨杜老师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自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他与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人大商学院结下数十年不解之缘。1996年，作为参与起草《华为基本法》的“人大六君子”之一，杨教授在华为这家优秀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中书写了重要一笔。从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到优秀企业的实践案例，在历时一个小时的专访中，杨教授向《环球财经》介绍了他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思考和心得。

　　中国管理包含三个重要方面

　　《环球财经》：今年9月，我们在人大商学院“最懂中国管理”论坛上有幸聆听了您的演讲。您在管理学领域从事多年的研究，对华为等优秀的中国企业有深入了解。您认为中国管理有哪些特色?要管理好一家中国企业，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

　　杨杜：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阶段，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也就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有效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之所以强调“中国管理”，一方面是因为国外管理理论有些并不适合国内企业，我们要找到诞生于中国的，经检验是成功的，符合我国企业目前发展阶段的，并且具有传播价值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的需求是，当我们的企业走向国外的时候，由于宗教、习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和冲突。企业需要向外界解释清楚自身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的管理做出归纳和总结，形成普适性的理论。

　　那么，中国管理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在行为思维模式上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从文字来看，欧美文字是拼写出来的，中国使用象形文字，是画出来的，这影响着人们的线性和平面的行为思维方式;从工作来看，中国人非常勤奋，“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所以工程推进的速度特别快。这种精神在发达国家有过，比如日本公司的“企业战士”，“猛烈社员”，但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从进步来看，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这跟我国的尊师重教传统有关，和我们国家过去一百多年里落后于世界，形成了这种拼命学习和奋力追赶的文化有关，学习过度了，以至于形成了“山寨”文化。不过现在正迅速往创新文化转变。

　　其次，从管理学的角度，就要思考如何把这种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在企业管理理论中体现出来。因此，我提出了奋斗人的假设。过去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上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等，这些理论都不太适合中国。在中国，由于存在很多奋斗者，只要把这些人聚集到企业中，给予他们应有的激励和提升机制，企业就会产生向上的强劲势头。

　　以奋斗者为本的中国企业，其管理机制包含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团结互助、讲究秩序等;二是来自西方的市场竞争观念，讲究建立游戏规则，强调创新;三是最独特的，即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给企业带来一种信仰，希望为国家、为组织做出贡献。这种爱国情怀和组织意识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也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国人在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追求和志向。传统文化、市场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三者组合起来，共同造就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独特机制和优势。片面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例如家族酋长式的权威独断、彻底自由的市场竞争、或是单纯的爱国情怀和信仰等，都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或模式。这个几乎成为正三角形的包容性的管理机制，是中国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之一。

　　优秀企业中的“奋斗人”

　　《环球财经》：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奋斗人”的概念?是什么促使您提出这个假设?

　　杨杜：西方学术界对于人性提出了很多假设，比如经济人假设，他假定人做事情前要考虑值不值;社会人假设，强调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竞争人假设，讲究人和人之间要争输赢;决策人假设，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一种决策选择。但我在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看到的跟这些理论都不太一样，那里有一群“奋斗人”，华为公司叫奋斗者，我用管理学的概念就叫“奋斗人”。他们做事之前并不忙着计算利害得失，社会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并没有整天想着干掉竞争对手。奋斗人眼里的竞争，是要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不是想办法消灭对手;是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竞争对手为中心。如果拿体育比赛来比喻，西方理论中的竞争人像拳击手，要把别人打倒才算赢，奋斗人则是长跑选手，目标不是打倒对方，而是跑到终点。西方理论中的经济人是交易的思维，交易合适成本节约的事情才做;奋斗人则是投资的思维，是为了将来做长远考虑并舍得投入，而不是只顾现在值不值，也不把节约成本放在第一。因此作为奋斗人的中国人可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承担暂时的苦累，也愿意为将来的收益承担风险。

　　从奋斗人假设产生的管理，从具体的、有着特定身份和立场的人出发，从其特定需求、动机与企业目标、使命一致认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制度设计，从而更具有企业的活力和管理体系的竞争力。每个人生来都会有奋斗的基因，要生存，要吃饭。但后来生存压力没有了之后，有些人的奋斗观念就会变得比较弱。这时就需要施加适当的环境和机制影响：当周边的人都在奋斗，就可以互相承认、互相鼓励;如果一个奋斗者的团队中有人不劳而获，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奋斗热情，这时必须把惰怠者淘汰出团队。与此同时，企业的激励体系也要向奋斗者倾斜。这些就是企业管理要做的事情。

　　企业的成长目标分为三段九做

　　《环球财经》：您曾说过，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卖劳动力、卖资源;第二阶段卖产品、做贸易;第三阶段卖设备、卖技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四阶段，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卖规则、卖标准、卖文化来参与世界竞争。您认为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竞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大型国有企业主要发挥何种作用?

　　杨杜：企业的成长目标是分阶段的，分指标的。我认为可以包括三段九做：第一段是做大、做快、做多;第二段是做优、做强、做新;第三段是做局、做人和做久。

　　目前，我国优秀企业应该多去想一想做局的目标，也就是标准层面和规则层面的管理问题。中国企业在做大、做快、做多的阶段已经做得非常好，甚至有些过头了，所以现在才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把该去的产能去掉、该关的工厂关掉后，留下来的企业下一步就是要做优、做强、做新。做优，就是要提高质量、塑造品牌;做强，就要考虑企业的战略，不要只看营收;做新，就是不满足于山寨模仿，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新传统。如果能够实现做优、做强、做新，那么企业在下一个阶段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已经走过了第二阶段，它们现在开始做局——进行战略布局;做人——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久——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通过做局、做人和做久，企业就可以进入引领世界技术和管理潮流的阶段。只有一部分优秀企业能够达到这个阶段，但它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牵引力和导向力将是非常强的，也会为中国企业打开巨大的未来空间。管理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成长阶段来调整企业的机制、企业的目标和企业的考核指标，把握战略大方向，而不只是被动地抓商机，找缝隙。

　　有关国有大企业的地位和管理，许多人喜欢在政治层面上讨论所有制问题，比如国外有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和国企竞争不公平，这没道理!你那跨国公司不是比国企厉害得多，早早就占据了垄断地位，还联合起来搞技术封锁。中国企业没有的你卖天价，中国企业一旦创造出来你就倾销，你那是公平竞争?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讲，企业的成功与所有制无太大关系。在国际竞争中，对手都很强大，我国的企业丝毫没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的时间，必须依靠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大组织力来参与国际竞争。不论国有、民营还是混合所有制，中国一定要保持住这些优秀组织的竞争力。在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上，如果中国企业的实力跟其他国家相差太远，就没有办法争得一席之地。弱国无外交，弱企无活路!

　　创新重在可积累

　　《环球财经》：最近几年，在国家提倡“双创”的背景下，诞生了许多创业创新企业，它们多数是一些小公司。创业公司往往人员流动很大，很多员工都有多次跳槽的经历。如何更好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定位?您对这些创业创新型小企业有哪些管理方面的建议?

　　杨杜：评价公司的大小有许多指标，有些公司从人数、营收、设备、厂房等方面来看确实小，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头脑中的知识和创意或许蕴含巨大的能量，有可能突然膨胀长大。在知识经济时代，很多小企业按照传统标准来看是很小，但吸引和调动资本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它们的未来性、成长性很强。这些知识集约型、创意集约型企业的扩张模式跟传统的资本集约型、装备集约型企业大不一样。过去式点到线，线到面的发展，现在有了技术的支撑，点很快就能到网状的、立体的、边际成本为零的发展。

　　与此同时，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的确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许多人不愿意在一个大公司里“排队”等待晋升为职业经理人，也不想一眼就能看到自己未来二十年的发展后，还在那里等着。现在有些年轻人一旦能够看清未来的阶梯，就会勇于走上创新的道路，积极参与创新创业。那些“不觉明厉”的成功故事，由于极快的信息传递，也刺激着年轻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下，在任何时期都出现过。只不过从前的机会少，现在给年轻人做“创客”的机会非常多，社会的宽容度在提高，已经不愁吃穿的他们承受失败的能力也更强。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现在是供给充足，这是全世界都很羡慕的优势，同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新的创业机会也很多。

　　所以，年轻人经常跳槽并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在每段工作经历中学到东西。如果不断换工作，总抱怨怀才不遇，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学会，那么这个人的判断力就出了问题。一方面可能是自身的能力经验积累有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受到浮躁气氛的影响，只想着明天发横财的态度有问题，那样终将一事无成。

　　对于那些创业创新的企业，我认为必须要有某种新技术或新模式做支撑。如果只是比别人勤奋，工作的时间更长，“抢”了别人的工作，那不能算创新。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该着眼于提高效率，实现共赢。如果技术只用于金融层面的炒作，例如最近很热门的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不能跟实体经济结合起来提高效率的话，那么就更像是一种变相的赌博，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光吹泡泡是长久不了的。

　　创新进步的标准应该是为社会增加了可积累的东西，别人在你创新的基础上能更上一层楼。许多东西虽然很重要，但难以或者根本不能积累，就能说有什么创新。比如道德是不能积累的，没有人生来就是圣人，每一代人都要重新接受道德教育，你写的道德文章汗牛充栋也积累不了道德;还有金钱，事实上也是不能积累的，囤积金钱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币值一变会一文不值。

　　相比之下，技术进步是一种可积累、可迭代的东西。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非常年轻的技术骨干，他们并非单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而是在前人技术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不需要从零开始;另一个可以积累的东西是管理体系，包括各种规则、法律、准则等，中国的企业管理体系随着企业的发展、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完善，能否形成社会的积累，成为世界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一棵大树，应该成为管理创新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让后人能够在这些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再多的金钱和道德说教也会成为后人的过眼烟云。

　　奋斗人的精神不可积累，奋斗人的管理机制可以积累。我们希望优秀的中国企业能够建立和不断完善“奋斗人”的管理机制，成为激励一代一代奋斗人的沃土，实现中国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以奋斗人假设为基础的中国管理理论也将因此而雄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