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Acute Art的艺术总监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撰文探讨“VR可能将通过怎样的方式提供更加适合‘后疫情时代’的另一种艺术创作与观赏模式”。

　　伯恩鲍姆现居伦敦。他曾担任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和法兰克福Städelschule艺术学院院长。他还是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总监。

　　2018年巴塞尔艺术展上，一位参观者佩戴VR头显欣赏艺术家Jacolby Satterwhite的作品

　　待到“解封”时，艺术界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正如雷纳索非亚博物馆馆长曼纽尔(Manuel Borja-Villel)最近指出的那样，这次疫情将会成为一个分水岭。此刻，是时候设想一下我们即将迎来的另一个全新世界。

　　许多人都曾觉得，早在当前疫情出现前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改变需求。各大城市陆续封锁，大规模聚集活动被取消，而在此前的数月，泰特现代美术馆就已经宣布“气候危机状态”。而现在，它已然成为一个共同主题：当今的封锁状态相当于一种预演，让我们做好准备，应对已长期威胁地球生命的一种环境危机。

　　我们该如何进行调整?我们会采取缩减规模的办法吗?如今，在全球各地推出的基于大规模旅游和轰动性展会的企业所开办的巨型博物馆似乎已经过时。这种过度性的扩展并非当前世界所需，也不是艺术家所倾向于追求的形式。那么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再次与其他万千参观者在展会或艺术展开幕式中自由相聚呢?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一切活动复苏后，已主导国际艺术界几十年的展会或双年展模式，对于“关注生态”(不再说从“关心公共健康”)的受众来说，很可能也将不被接受。以前，成千上万的人会漂洋过海地去欣赏同样是空运过去的艺术品，而这似乎不再是一种理想的交流模式。许多参与政治活动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不远万里地奔赴双年展，参与讨论诸多的紧迫议题，比如日趋怪异的全球变暖问题。

　　这种形式的全球主义终将结束，那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

　　是不是会强调基层民众的首创精神?对，这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继续维持全球对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实行方法。我认为，解决方法就在于新技术。如今，即便是资源相对不足的视觉平台也可以用作艺术分享途径，Instagram展会、Zoom歌剧和FaceTime音乐会等便是证明。但是，规模更为宏大的机构进行尝试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无数的双年展和各种展会很可能将会消失，因而有必要寻找新结构来代替它们。

　　为此，我们必须考虑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在这样一种国际视觉文化与交流的新模式中，这些工具对于改变我们体验艺术的方式至关重要。

　　融入VR的艺术界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John Cage曾说过，艺术是一种预警体系，可以让人们做好迎接未来世界的准备。自从加入Acute Art(总部位于伦敦，主要携手艺术家探索新形式的沉浸媒体)后，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亲眼目睹这些新形式成为人们瞭望未来的窗口，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受众和机构都能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感受艺术。

　　例如，一些模拟作品的兴盛似乎就不仅限于机构之内。借助于VR工具，新形式的公共艺术将会出现，任何人通过智能手机即可体验。具备地理定位的模拟雕塑可以与其周围的环境实现无缝交互。它们能被嵌入到城市景观中，以出人意料地方式出现。全新的观众参与形式将会把观看者变为积极活跃的联合创作人。社交距离约束也将不成问题。

　　曹斐《永不消逝的电波》(2020年)

　　VR作品已在展览中出现多年，但很大程度上是拘泥于旧的机构组织结构。那么，虚拟的展览是否可以同时出现在数大洲，让艺术家和观众能在多个地点汇集，协力实现尊重各地贡献的丰富体验?换言之，这些技术是否可以改变艺术界的结构，从而实现新的全球交流形式，使未来人们不再那么热衷于乘飞机全球观展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艺术家曹斐的VR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它最近在伦敦蛇形美术馆复古未来主义展会上首次亮相，以科幻般的描述手法，展现了早期计算技术、时光穿梭以及中俄科学家的浪漫故事，诠释了对于地区与全球存在性的全新理解。

　　通过这个作品，美术馆变成了一个体验终端，可以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这个虚拟之旅的起点是仿建的一个北京旧时厨房，然后它会带你开启穿越其他领域的梦幻之旅，最后再将你带回到这个厨房，同时获得虚拟旅程的满满回忆。

　　海德公园蛇形美术馆的这场展览若稍加改造，就可以虚拟连接千里之外的许多并行展会，形成一个假象的迷宫，让人联想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的诸多探索思辨作品。

　　为何它会行之有效?

　　这种参与式的网络互联体验现在看来似乎还在探索实践阶段，但我希望它们成为未来艺术界中更常规化的一部分。

　　当然，这个进程中还要解决许多重大挑战。从生态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并非无害。然而事实上更为严峻：如今，虽然服务器集群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的所有活动，但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巨大的电量，实现“碳中和”的绿色能源革命之路仍还漫长。

　　人们也许可以在美国发明家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等有远见之人的设计中找到一些启发性的元素，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成为未来的设计师，而不是其牺牲品。再诸如，英国先锋剧导演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与建筑师普莱斯(Cedric Price)所合作的“欢乐宫”项目，旨在唤醒大众文化中的被动主体，使其具有新的意识。他们在半个多世纪前设计的用于娱乐和教育的交互机制就涉及到虚拟现实的体验，比如尼莫船长的水下餐厅、太空舱模拟器中的登月之旅以及万花筒洞穴之景。尽管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完成，但它对于当今前卫性的建筑设想与策展尝试仍然产生了关键影响。

　　毫无疑问，艺术家将会继续探索沉浸式空间在营造感知与诗意境界中的无限可能。正如摄影技术和大众传播曾一度改变人们对于艺术品的理解那样，这些技术是否将会改变艺术本身?1935年，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发表的一篇有关机械复制的论文极具影响力，开头引用了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Valéry)的话：“我们必须期望伟大的创新去改变整个艺术技法，从而影响艺术创新本身，甚至可能使我们的艺术观念产生惊人的变化。”

　　瓦莱里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正确性也将会被再次验证。艺术及其组织机构将会发生变化。

　　当世界解封后，存活下来的文化组织将不得不去寻找可行的运作方式。如果说我们当前为了抗击疫情而出现的短暂停摆,是为了将来必要转型而进行的一场预演，那么我们应该探索新的潜在可能。基层地方化和缩减规模可能并非仅有的备选之路。

　　对于艺术机构而言，持续不断的气候危机与公共健康格局变化不仅意味着减少规模，这也意味着它们需要开发全新的艺术形式。也许在将来，VR将不会在博物馆中出现。也许刚好情况颠倒，我们所称之为的博物馆将可能在VR当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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